日本的魏晋隋唐史研究

日本汉学深受中国的影响，近代又接受西方史学理论，形成了独特的学风，那就是重视理论而不生搬硬套，强调实证而颇能以小见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史学界展开对军国主义史观的批判与清算，强调亚洲历史自身的特点，积极批判“亚洲社会停滞论”，探讨中国社会的性质及其发展模式。从整体史的角度寻找中国历史的发展模式，则历史分期无疑是首要的问题。因此，京都学派的内藤湖南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东汉以前为“古代”，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为“中世”，以后为“近世”的阶段论。二战后，东京学派前田直典首先对此理论展开批判，揭开战后史学研究新的一页。历史分期的论争极大地促进了史学研究的进步，在此过程中产生了一批高水平的著作。

首先必须提到的是宫崎市定的《九品官人法的研究》。宫崎认为，魏晋隋唐时代的基本特点是贵族政治，贵族门阀垄断了国家的铨选，决定了教育的性质和对象，其于地方乡里社会所拥有的实力，成为他们获得政治权力的保证，国家政权也不得不与之妥协，形成该时期国家政权的基本特色。在《中国古代史论》中，他还进一步从社会基层组织演变的历史揭示贵族制的社会起源及其权力基础，指出中国古代发生过从都邑国家到领土国家的演变，在魏晋时代，更出现由人为的行政村向自然村的过渡，以此证明该时代的确出现社会性质的转变。

在宫崎说的影响下，川胜义雄和谷川道雄提出六朝豪族说。他们从族群变迁的角度，认为中国古代是一部共同体演变史，由最初以血缘关系为中心的“氏族共同体”发展到以“父老”为中心的“里共同体”，东汉帝国的崩溃，又促使“里共同体”转变为“豪族共同体”。最初对内藤说提出批判的前田直典提出，从经济史的角度看，从战国到唐末一直维持着奴隶劳动方式，因此古代到中世的演变当发生于唐宋之间。东京学派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十分注重对社会经济基础的把握。这一点击中京都学派的薄弱之处，同时也激发京都学者加强了对经济史的研究。西岛定生发展了唐末古代说，提出著名的“家父长的家内奴隶制”，认为到唐末仍是奴隶社会，豪族只是国家权力的附庸或压抑对象，而没有太多的自立性。其但其学说颇遭非议。堀敏一出版了《均田制的研究》、《中国古代的身份制》和《中国古代的家与集落》三部专著，试图从经济制度、身份法制、家族形态和社会制度系统完整地对古代社会变迁进行综合性考释，维护并发展唐末古代说。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关于历史分期的争论沉寂下来。这与学术理论及关注问题的转移有莫大的关系。首先，历史主义理论的地位发生动摇，建构整体史学的努力受到质疑。八十年代以来，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成为主流，空间史取代时间史，专题性立体式的史学建构成为时尚。当然，在探讨历史进程中遇到许多具体问题缺乏深入研究的难题，也促使新一代学者更愿意发现和搜集新资料，进行具体、个案的深入探索。其次，经济高度发展并开始步入后现代社会，以往那种以西方为样板的所谓“进步”、“发展”和“现代化”之类的观念正在失去昔日的光耀，那种以西方为指向的一元化模式正在向多元化的研究转变，特别是东方社会形态及其特殊性正通过个案研究获得长足进展。

在史学研究转折时代，一批新成果备受瞩目。首先是池田温主持的《唐令拾遗补》。唐朝律令格式，唯律见保存，若要研究唐朝行政的真实形态，则令、格、式无疑具有根本性意义。日本古代模仿唐朝实行律令制，故可依据日令还原唐令。池田主持的研究工作历时十余年终告成功，堪称唐代法制史研究划时代的巨著。清木场东的唐代财政史由两册构成，第一册《唐代财政史研究（运输篇）》集中探讨国家财政史的基本环境，其构思似乎受到经济网络理论的影响。然当作者推出唐代财政本体研究篇时，却改名为《帝赐的结构》，提纲挈领地点出唐代财政的本质是中央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与资产阶级革命后立宪政治下通过议会进行宏观监督控制的预算财政有着质的不同，避免理论运用的时空错置。

对于判断魏晋隋唐社会形态而言，把握该时期国家政权的性质至为关键。而对于制度史的研究，以往多停留于制度及其相关法令规定的层面，亦即多为制度外在形式的描述。若要真正了解制度的实际存在形态，势必要深入剖析其具体的运作过程。在此领域，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唐代公文书研究》和《唐代官文书研究》三部著作大量使用敦煌吐鲁番文书和碑铭等新史料，揭示了各级政府的运作实态等新问题，使唐代行政研究更加完整深入。